2017
“有时候，人与人的差别比人与猪还大。”
这是史铁生的话。他的意思是，人和猪的差别总是恒定的，人和人的差别却是无穷大的，从外在到心灵。
在小说《北京折叠》里，不同的阶层之间互相无法联系。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，却只能在不同的时间出来活动，因而在空间上永远无法相逢。
那么，现实世界呢？
阶层相关的话题也总是能点燃人们讨论的热情。
一个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，上学都需要走十几里盘山公路；
一个湖北咸宁的高中男生，为了上大学决定第三次参加高考；
一个向往自由的北京都市女孩，高中选择了主动退学，一边开咖啡厅一边追求自己的留学梦。
如果不是导演郑琼的镜头，这三个孩子的人生永远不会发生交集。
这就是纪录片《出·路》。导演跟拍了3个年轻人6年，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和重要的人生选择。
6年里，3个主角在镜头前长大成人。
阶层，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出路？
高考能改变人的命运吗？
现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？
这些是导演在拍摄时思考的问题，也是我们所关心的。
01
三个孩子的六年，现实的世界没有“变形计”
导演说，最初剪辑的时候，马百娟的章节是最令人快乐的。她生活里的一切就像山泉一样自然。
故事从2009年开始。这一年，11岁的马百娟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读二年级。
教室是一个低矮的平房，教室门口是一大片荒地，风吹过的时候会扬起一层沙土。
学校只有一位校长，一名老师，两人分别教一年级和二年级。
也只有5个学生，马百娟是5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。
马百娟的父亲60岁了，母亲患有智力障碍，政府帮建了房子以后，他们才从破旧的窑洞里搬出来。
马百娟的大哥14岁就外出打工赚钱，父亲觉得：“上学也是打工，不上学也是打工，那为什么要上学？”
校长几番上门劝说，马百娟10岁时，终于第一次踏进校门。
即使不擅长读书，进入学校的马百娟也很高兴。
早晨独自起床，倒一碗开水，掰点冷馍泡进去，呼啦啦喝完，就是一顿早餐。吃完以后背着小书包，穿着不合身的桃红色外套，走路去上学。
走远远的山路去买学习用品，一盒自动笔铅笔芯，两个大数学本，一共三块二毛钱。马百娟回家的脚步都是雀跃的，笑的像一朵山间的野花。
马百娟相信，上学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。
她坐在高高的土坡上，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朗读自己写的作文，这是她对未来的最大的幻想：
“我要去北京读大学，然后给别人打工，每个月挣一千块钱，给我家买些面，家里的面不够吃，再买一些油……”
就在同一年，19岁的徐佳为了父亲的遗愿在准备第三次高考。
徐佳是农民工二代，父母都曾在广州打工，父亲在一次事故中丧生。
同样坚信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徐佳想给父亲一个交代——他梦想着拿到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摆在父亲的坟前。
2007年，第一次高考，497分；
2008年，第二次高考，497分。
徐佳头晕目眩，感觉命运在玩弄自己，甚至一度想到轻生。
他决定再次复读。因为爸爸临死前说，“爬都要爬上大学”！
为了儿子的高考，徐佳妈妈在学校不远的地方，租了一个十多平米的小屋子，只有一个房间，徐佳和弟弟睡一张床，妈妈住另一角。
这一年高考，徐佳考上了二本，最终被湖北工业大学录取，这个成绩，他终于可以给死去的父亲和辛劳的母亲一个交代。
就在徐佳筹备高考的时候，17岁的北京姑娘，袁晗寒从美院附中辍学回家了。
连续两年功课不及格、留级，袁晗寒眼看要被学校开除，妈妈便找了一个借口，为她办理了休学。
休学在家，无聊是袁晗寒最大的敌人：“这种状态持续上几年，就足以把人逼疯了。”
在南锣鼓巷闲逛时，袁晗寒看到一家小门面正在招租，2万一年。她想开个咖啡馆。
第二天，袁晗寒就拿着妈妈给的钱租下了这个门面。
她终于不无聊了。
导演问袁晗寒的妈妈，为什么这么爽快就给了她钱？袁晗寒妈妈说：如果她不休学，继续上课，也得要学费，这两万块，就当成学费好了。
袁晗寒煞有介事的筹备了一番，采购、装修、手绘……结果，咖啡馆开业不到一个月就关了。
2012年，摄制组第二次拍摄，马百娟的变化令人惊讶。
大哥在宁夏一家陶瓷厂打工攒了点钱，再加上马百娟父亲攒下的低保钱，他们在宁夏买了一间房，全家人搬去了宁夏。生活好像在变得越来越好。
搬到宁夏的第二年，14岁的马百娟退学了。
老师劝大哥，让马百娟完成学业，大哥说：“她脑筋太慢，学不进去。”
面对镜头，马百娟不再有笑容，只愿意给一个背影。
退学后，马百娟到处找工作，菜市场、餐馆……一无所获。
她又跟着拍摄组回酒店，想在酒店找一份工作。
她问前台：“你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”
前台的姑娘说：“一千块。”
马百娟倒吸了一口气，羡慕又期待。
最终马百娟还是没有找到工作。酒店经理对她说：“你目前的状况，可能洗碗都没人要。”
这个结果让马百娟自卑又挫败，她坐在家门口的桥头上望着远方，愣会儿，又用力摇摇头，似乎将一些念头甩出脑外。
马百娟找不到出路。她只能终日跟同龄人在院子里晒太阳、闲聊。
院子里，比她大不了两岁的嫂子们，正在比较谁的孕肚更大。
2012年，22岁的徐佳也开始找工作。
本科学历，他的境遇比马百娟好一些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弟弟在保险公司实习，做电话接线员，一句话没说完，就被对面挂掉了电话；
他去应聘一家电力公司，笔试、面试、无领导小组讨论……年轻人们竞相说着自己也不信的套话，期待着自己是能被挑中的那一个。
徐佳觉得自己还是没有进一个好学校，投出去的简历才很少有回应。
学校门口的公交车站，等待公交的徐佳眼神空洞而焦灼。
这一年，20岁的袁晗寒去了德国。休学的时间里，她申请到了杜塞尔诺夫艺术学院，也是德国最好的艺术学院。
但完成学业并不是她的目标。
准确来说，袁晗寒不像徐佳一样，在每一段都有很清晰的任务要完成。
她在不断探索生活的边界，她不想固定呆在一个地方，希望能“满世界瞎转悠”。
她不喜欢德国，因为德国已经发展完了，“好无聊的，我要去那养老吗？”
假期有三个月，袁晗寒回国，在北京呆着没意思，又跑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：
“总比傻玩儿要有意思一些。”
美术馆的同事问她将来打算干什么。
袁晗晗说：“没有什么打算，就想看看大家都怎么玩儿的，看看这个环境缺少什么。”
生活在袁晗寒这里，就像她的语气一样，漫不经心，“玩”着就过了。
2015年，纪录片进入尾声，导演郑琼想再看看大家现在的生活状态。
但马百娟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。
2012年最后一次拍摄时，马百娟的父亲发现拍摄组不是他以为的“共产党的人”，大发雷霆，要求摄制组给两万元才能继续拍摄。双方不欢而散。
郑琼通过旁人了解到，2014年5月，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自己的表哥，现在在大哥工作的陶瓷厂干活。
而徐佳，找到了马百娟羡慕的3000块钱一个月的工作，2015年时，工资涨到了5000。他在老家重新装修了房子，给妈妈开了一个小卖店。为了给女朋友一个交代，他结婚了。
2015年年初，袁晗寒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“艺术投资公司”。
这次是又一次任性的试错，还是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方向？没有人知道，也许他们也并不在意。
02
寒门再难出贵子，出生决定未来？
纪录片到2015年就结束了，故事并没有结局。
但结局也许从他们出生那一刻，就已经写好。
那些他们无法改变的出生地、父母、家庭资源……就是故事的注脚。
马百娟全家人一年的生活费是50元；
袁晗寒一次耗时2个月的试错，成本是2万元。
马百娟写：“我家的面不够吃。”
袁晗寒说：“不会有人被饿死，只有你不想被饿死。”
徐佳为了父亲遗愿奋战第三次高考；
袁晗寒觉得没意思，从美院附中辍学。
徐佳为薪资待遇发愁；
袁晗寒只需要思考工作的趣味和生活的意义。
……
出生，为什么会决定一个人的未来？
也许和父母的观念有关：
袁晗寒的母亲永远觉得袁晗寒是一个“天才少女”，她支持袁晗寒的所有想法、每一次尝试。
辍学那年，袁晗寒在咖啡馆关闭后，又去了一家性用品商店做销售，工资400一个月。
妈妈觉得很好，因为袁晗寒觉得这份工作有意义，能帮助到别人。
徐佳的父母是第一代走出去的农民工，在城市打工多年以后，他们意识到学历的重要。
“就比方说打工，一个上了高中的，一个上了小学的，人家肯定会选择有文凭一点的。”这是徐佳妈妈对学历最完整、最朴素的认知。
而马百娟的父亲，这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，他觉得“上学也是打工，不上学也一样打工”。
他说：“以后女娃娃就是找对象，靠女婿，就是这么个出路，再没有别的出路。”
也许和家庭条件有关：
袁晗寒从小衣食无忧，才能不计报酬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、实习；家里能负担留学费用，她才能轻易的放弃美院附中的学习机会，休学回家；
徐佳不用考虑吃穿生计，才能复读三年，最终考上二本学校，为求职铺出一条稍稍好走一些的路；
马百娟最大的梦想就是1000块钱一个月，这已经是她见过最好的人生了，能给家里买永远不够吃的面，还有油。如果学习的回报不是立竿见影的，那就不如放弃学业，早早开始挣钱。
也许和资源有关：
袁晗寒能看到生活有很多种可能，面对无数的选项，她只需挑选自己愿意走的、有意思的路就好；
徐佳只有两个选择，考上大学找一份高薪工作，或者落榜和父母一样打工。因此他只能削尖脑袋，扎进书本，硬是闯通了高考这条小道；
而马百娟，她面前根本没有选择。
如果生命是一场游戏，那么游戏的难度，早已在出生的那一刻定好。
用世俗的眼光来看，相比马百娟，徐佳也许已经算是幸福和成功的。
但采访的时候，导演郑琼花了很长的时间问徐佳：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？
没有答案——他找不到答案。
考上大学，是为了父亲；找到工作，是为了母亲；结婚，是为了给女友一个交代。
他的人生里，没有“自我”两个字，好像一辈子都是为了别人而活。
袁晗寒不一样。她能随口说出歌德和席勒的关系，能跟妈妈视频时讨论英国的流行歌手埃尔顿约翰，她有大把的精力和充足的资源去探索、思考生命的价值。
不过导演也问过袁晗寒妈妈：如果你们生活在二三线的小城市，袁晗寒要退学，你还会同意吗？
她妈妈说：那我死也要让她死在学校里。
获利者比谁都清楚，自己的成功有大程度是依赖所拥有的资源。
鸡汤告诉我们，努力就能改变命运。然而，有太多的因素，都比个人努力影响大：所在的城市、所处的阶层、所拥有的资源……
这个世界最大的真相在于，它从来都不是公平的。
交流会上，有观众对郑琼说：
“好像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但是袁晗寒就生在罗马；
徐佳是知道罗马在哪，我要去；
马百娟压根就不知道罗马这个地方。”
03
第四个孩子，第四种人生
如果世界总是不公平的，那努力的意义在哪里？
也许导演郑琼的故事是最好的注解。
郑琼的前半生是徐佳。
她出生于小镇，也曾经3次参加高考。但她没有徐佳的幸运，最终还是落榜了。
之后，她辗转做过工人，北漂学过外语，又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光线公司的创建者之一。
后半生，她又是袁晗寒。
在公司方兴未艾之际，郑琼写了8页的辞职信，跑到外地去专门观鸟。像袁晗寒一样，她任性地放弃了别人渴求不来的机会。
四十多岁时，又忽然开始拍纪录片。她拍出了一种平行时空的感觉——“徐佳们看不到袁晗寒们的生活，正如袁晗寒从未想过居然马百娟饭都吃不饱”。
三个年轻人，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。这样并列的设计，很容易让大家想到“阶级固化”。然而，郑琼最想探讨的，并不是社会矛盾，而是人与人从精神层面上的无法沟通。
有一些人看完纪录片，对马百娟的生活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气氛。为什么她不去努力改变自己现状？
可是，阶层的差异难道仅仅是在物质层面上吗？我们大多数人，可以说都是徐佳，等徐佳的孩子长大了，他也能像袁晓晗一样洒脱吗？
几率很小，出生的阶层不仅影响一个人成功的概率，同样也会塑造一个人的气质、性格与观念。但也不是全无可能，导演郑琼自己，也是从一名普通的小镇青年，到知名集团创建人。
郑琼曾经剪辑过袁晗寒的作品和生活给徐佳看。
这个少年沉默了会儿，说：
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，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，但是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。
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，但是我会努力去该改变这个现状。
或许，努力最朴素的的意义在于——
当改变的机遇来临时，我们能够牢牢抓住。
就像史铁生讲过的另一句话：“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，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。”
每一个看完这部纪录片的人，都会思考，出路到底是什么？
世界上的成功不止一种。
有很多的普通人，终其一生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或者阶层。
他们或许是徐佳，丢掉了自己，却照顾好了一家人；
他们或许是马百娟，自己的梦想被折断，却依旧努力生活。
那也是属于平凡人的出路。
整部纪录片中，导演不曾批判某一种生活方式，也没有鼓吹哪一种成功。
属于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？
面对这个问题，导演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答案。
“对于世人而言，唯一的出路，是打破成功学、社会、权利文化给你的枷锁。”
永远不要用别人的眼光给自己的人生下定义。为自己而活，活出意义，或许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。
转载自：凤凰weekly
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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